哆啦A梦背后的故事——藤本弘生平&它曾经叫小叮当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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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漫画二人组


1933年，日本富山县高冈市，历经两百年风雨的大佛修葺一新。是年年底，12月1日，距离大佛数百米外的定塚町一户普通人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母为其取名藤本弘。
1940年，藤本弘入读高冈市定塚小学。身为独子的他从小受父母宠爱，养成胆小懦弱的性格，为他的校园生活带来不少困扰。他运动能力差，体育课上，总是跑得最慢的一个，拉不动吊环，跳不过鞍马，投不进篮球。他成绩中下游，不思进取，缺乏意志力，学习的时候总想着玩。他不善交际，不敢与强势的孩子对视，不敢在人多的场合大声说话，经常不争气地哭鼻子。
童年时的藤本弘，与《哆啦A梦》的主人公野比大雄有很多相似之处。
“老师和父母都很遥远，相反，虾虾霸霸的小孩却无处不在。”藤本弘后来回忆道。腼腆内向的他，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田河水泡《黑流浪犬》之类的少年漫画是他的最爱。

那时，藤本弘已经开始绘制漫画，他把脑海中想象的世界画在纸上，有模有样。起初，父母连声夸赞，但发现孩子沉迷其中后，便又提出反对，听话的藤本只好暂时搁笔。
1944年，藤本弘升至五年级，一位名叫安孙子素雄的转校生成为他的同班同学。课间休息时，藤本发现安孙子总在临摹漫画，便主动上前与之攀谈。
安孙子比藤本小三个多月，生于十多公里外的冰见市，一座名为“光禅寺”的古刹中，其父为该寺主持。因幼年丧父，安孙子与母亲搬迁至邻近的高冈市。

两位少年自此结为形影不离的好友。这份因漫画而生的友谊保持了半个世纪，直至1996年藤本弘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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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大雄啊，有个特别出色的地方，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他虽然确实是个没用的人，但却会经常反省自己。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想做得比现在更出色。不管受到多少挫折，还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大雄就是个非常出色的孩子。”藤本弘如此评价野比大雄，仿佛在评价少年时的自己。
1946年，小学毕业后，藤本弘考入高冈工艺专科学校电气科，安孙子素雄升入高冈中学。尽管不再朝夕相处，两人对漫画的热情始终未减。
这一年，一位名叫手塚治虫的十八岁大学生在《少国民新闻》上连载四格漫画《小马日记》。次年年初，手塚治虫与酒井七马合作《新宝岛》，以“赤本”（一种纸张粗劣、装订简陋的漫画小册子）形式发行，销量超过四十万册，在二战后的日本掀起一场漫画热，也激励了一群怀抱漫画梦的年轻人投身其中，其中就包括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
两人视年长五岁的手塚治虫为偶像，开始漫画创作。藤本弘悉心揣摩手塚的每一幅作品，并自制幻灯机，绘制幻灯片，播映给左邻右舍看。两人还合办了一份名为《小太阳》的手绘漫画杂志，在朋友中间传阅。
1951年，十八岁的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共同创作的四格漫画《天使阿玉》在《每日小学生新闻·大阪版》上开始连载。这是他们的作品首次公开发表。倍受鼓舞的二人很快又创作了漫画《宾虚》，并带着这部准备投稿的新作，前往兵库县宝塚市拜访手塚治虫，希望得到偶像指点。
当时的手塚治虫，正在创作后来轰动日本的《铁臂阿童木》。看了两位少年带来的作品，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不错嘛”，并未多加点评。藤本与安孙子心情失落，告辞后，连夜赶回富山老家。
1977年出版的《手塚治虫的世界》一书，记录了这次会面：两人离开后，手塚治虫将他们带来的作品保存了起来，心想：“他们将来说不定会成为自己一生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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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磐庄的青春


1952年，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告别校园，各自走上社会。中专毕业的藤本弘进入津田制糖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但因手臂不慎卷入机器受伤，仅工作三天即辞职而去，从此专心于漫画创作。
与之相比，安孙子素雄的职场道路较为顺利。高中毕业后，他在亲戚的引荐下进入富山新闻社，在艺术部与社会部担任肖像绘画及采访报道的工作。
创作漫画时，两人依旧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好搭档。为了表达对手塚治虫的仰慕，他们先是以“手塚不二雄”的共用笔名投稿，后改为“足塚不二雄”，意指水平不及手塚足高。1953年，两人以“足塚不二雄”这个笔名在杂志上连载《四万年漂流》，并出版了第一部单行本《乌托邦：最后的世界大战》。
藤本弘多次劝说安孙子素雄，希望他能够与自己一起为职业漫画家的梦想奋斗。但对安孙子来说，放弃安稳的工作和明确的未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犹豫之际，他找到母亲商议，母亲的一句“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令他最终下定决心，辞去富山新闻社的工作，走上了漫画这条前途未卜的路。
1954年，二十一岁的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离开家乡，为追逐童年时的梦想，前往东京。今天的高冈车站前，静静地伫立着哆啦A梦、大雄、静香等人的铜像，终点仿佛再次回到起点。
初至东京，没有稿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两人寄宿在安孙子远房亲戚家的一间不足四平米的小屋里。半年后，他们搬往丰岛区椎名町“常磐庄”，才真正迈出成为职业漫画家的第一步。
常磐庄是一座破旧的二层木造公寓，每间屋子的面积仅六七平米大小。1950年代，这里聚居着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漫画家：手塚治虫、藤本弘、安孙子素雄、铃木伸一、石森章太郎、赤冢不二夫子……他们挤在这个狭小的集体宿舍里，交流心得，切磋技法，趴在木板和杂志搭成的桌子上画画，闲暇时喝酒、聊天、逗猫、听唱片，光顾附近的中华料理店，边吃拉面边憧憬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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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常磐庄后，藤本弘、安孙子素雄从自己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将共用笔名由“足塚不二雄”改为“藤子不二雄”，并与同住此地的寺田广夫、森安直屋、永田竹丸、坂本三郎，组成“新漫画党”。
当时的日本，“赤本”漫画已经衰落，以出租为目的的“贷本”漫画开始流行。人们前往贷本屋，以低廉的价格租书看，而不愿意掏钱买书。那时的漫画家，大多由贷本出版社资助，原稿被买断，所得报酬却少得可怜，付出远远大于回报。
身为新人，“藤子不二雄”二人组每个月创作六部连载漫画，工作量之大，超出两人的能力范围。每次截稿前，他们不得不牺牲睡眠与用餐的时间，绞尽脑汁，但仍会因无法按时交稿而遭到编辑的痛骂。二十多年后，安孙子素雄的自传体作品《漫画道》之“青云篇”，对常磐庄的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详细描写。
1955年，藤本和安孙子返回富山老家，手头的连载作品脱稿断档，两人因此被杂志列入“黑名单”。这次打击几乎令他们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在新漫画党领袖寺田广夫的鼓励下，两人才重新鼓起勇气，回到常磐庄，以“藤子不二雄”的笔名继续创作。
1959年，小学馆《周刊少年Sunday》和讲谈社《周刊少年Magazine》相继创刊，漫画以正式读物的形式被重新包装。常磐庄的这群漫画家，很快成为这两本少年周刊的骨干创作力量。
“藤子不二雄”二人组以小学馆为主要阵地，在《周刊少年Sunday》创刊号上连载《海之王子》，并在小学馆的其它杂志上陆续发表《手套小铁》、《前进吧，火箭机器人》等漫画，获第八届小学馆漫画奖。
1961年，藤本和安孙子告别了居住七年的常磐庄，搬至东京以南的川崎市。次年，在致未婚妻石本正子的一封信中，藤本弘写道：“我希望这辈子能够发表一部让孩子们永远记住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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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哆啦A梦诞生




1964年，已过而立之年的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共同创作的《Q太郎》，在《周刊少年Sunday》上开始连载，成为两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之作。经过十多年努力，“藤子不二雄”这个名字终于广为流传。
从“Q太郎”身上，我们依稀可见“哆啦A梦”的影子。主人公正太是一个成绩平平、性格懦弱的小学生，一天，他和朋友们在竹林中玩耍时，捡到一只很大的蛋，从中孵出一个圆圆胖胖的小怪物，取名“Q太郎”。从此，“Q太郎”居住在正太家中，两人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普通的家庭生活中，融入一些奇妙的东西”——六年后的《哆啦A梦》同样沿用了这一设定。
《Q太郎》问世后，藤本弘、安孙子素雄、铃木伸一、石森章太郎、角田次郎等当年居住于常磐庄的一群漫画家，共同组建“零工作室”（Studio Zero），创作漫画的同时，尝试制作电视动画，“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曾经想过要撼动这个时代”。因所在地的建筑破旧不堪，这间志存高远的工作室又被戏称为“破烂工作室”。
此时，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的画风已开始分化。安孙子创作的《黑色推销员》、《魔太郎来了》等作品，设定相对黑暗，趋于成人化。“我热衷社交，喜欢饮酒作乐、打高尔夫，而藤本从不做这些事。藤本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洁的童心，我却逐渐失去了童心，创作风格开始出现差异。”安孙子回忆道。
藤本弘继续少年漫画的创作，1960年代中后期，陆续发表了《小超人帕门》、《21卫门》、《梅子星王子》、《蒙加公》等作品。
《小超人帕门》的主人公是一个无论学习还是体育都不擅长的小学生，被外星人看中并选为地球守护者，从糊涂虫摇身一变成为英雄。《梅子星王子》讲的是梅子星爆炸后，逃至地球的梅子星王室，寄宿在地球一户普通人家的故事。《蒙加公》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天野康夫的男孩，他跟随宇宙猫和机器人在宇宙中四处冒险。天野康夫的相貌，与随后诞生的《哆啦A梦》的主人公野比大雄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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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末，藤本弘出任零工作室的社长。此时的少年漫画已日渐萧条，零工作室也处于半歇业状态。二女儿出生后，家庭负担更重，藤本弘不得不考虑转型，开始创作青年漫画：“尽管忙碌于青年漫画的创作，但内心时常感到空虚。……假如没有创作《哆啦A梦》，或许从那时起，我会成为一名青年漫画家。”
1969年，“藤子不二雄”在小学馆12月号杂志上刊登预告，宣布将于1970年1月号发表新的连载。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藤本和安孙子仍然想不出新的点子。
这天，两人坐在零工作室楼下的咖啡店里，苦思冥想。安孙子接到编辑的催稿电话，赶回去创作他的另一部连载《狂人军》，构思新作的任务落在藤本一人身上。在工作室呆到晚上10点，仍然一筹莫展，藤本弘只好回家继续。
新作的构思必须在第二天早晨敲定，才有可能及时交稿。回到家中，藤本心想，如果有“点子发明机”就好了，可以自动生成各种有趣的点子。这时，他听见外面传来的猫叫声，回想起当年在常磐庄，有一次，也是赶稿时，一只猫闯进屋里，他帮忙抓虱子，浪费了很多时间，结果被编辑臭骂一顿。胡思乱想之下，已是凌晨4点，焦急的他心想，如果有“时光机”就好了，可以把时间恢复到昨天晚上。
想着想着，藤本弘睡了过去，早上醒来后，急得大呼小叫，在屋里四处走动，不小心踢到女儿的音乐不倒翁。他灵机一动，把圆圆胖胖的不倒翁、闯入家中的猫，以及点子发明机、时光机等道具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哆啦A梦”这个形象。
1969年12月，署名“藤子不二雄”的新作《哆啦A梦》，在1970年1月号《小学一年生》至《小学四年生》杂志上开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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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点不可思议




问世后的最初数年，《哆啦A梦》并未大范围流行。由于出版社合约到期、作品人气下滑等因素，1971年至1974年，藤本弘一度考虑终结这部连载，并先后发表了三篇“最终回”：
1971年，“哆啦A梦回到未来”——未来世界的人们组成“古迹观光团”，乘坐时光机赴大雄家参观，大雄一家人不胜其扰。于是，未来世界的政府颁布“时间旅行规制法”，禁止人们返回二十世纪骚扰祖先。同样来自未来的哆啦A梦不得不离去，临走前，它鼓励大雄一定要坚强。
1972年，“哆啦A梦要离开了”——大雄的玄孙世修认为，如果哆啦A梦一直陪伴在大雄身边，大雄将因为过于依赖而一事无成。在他的要求下，哆啦A梦返回未来，每天通过时光电视机，收看大雄努力向上的模样。
1974年，“再见，哆啦A梦”——哆啦A梦即将返回未来世界，为了让它放心，大雄承诺一定会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并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了胖虎。次日清晨，大雄醒来后，发现哆啦A梦已经离去，暗下决心：“虽然很不习惯，但会逐渐适应的，哆啦A梦你别担心！”
尽管安排了三个结局，但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藤本弘最终还是将它们一一收回，重新让哆啦A梦回到了大雄身边。
1974年以后，随着单行本的出版、《快乐快乐月刊》的连载，以及朝日电视台动画片及电影版的播映，《哆啦A梦》成为一部风靡日本的“国民级”作品。时至今日，它的故事仍在继续。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三篇“最终回”外，网上流传的其它版本的《哆啦A梦》大结局，均为同人作品。其中流传较广的如“南柯一梦”版本（在病床上躺了八年的大雄，从梦中醒来，发现哆啦A梦和它的那些神奇道具只不过是自己的幻想）、“哆啦A梦没电了”版本（为了修复电力耗尽的哆啦A梦，大雄刻苦读书，成长为世界闻名的机器人工学博士。哆啦A梦被修好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大雄，功课已经做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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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署名“藤子不二雄”，但《哆啦A梦》的实际创作，安孙子素雄较少参与，绝大多数由藤本弘独力完成。由于连载牵扯了太多精力，藤本弘1970年代发表的其它作品，以中短篇为主，例如《鲁滨逊漂流记》、《变身娃娃》、《奇天烈大百科》、《超能力魔美》等，不少作品的水准并不亚于《哆啦A梦》。
“成为漫画老手后，就会有一些绘画和思考点子的技巧。这是这个时候最大的危机，不由得就会想去做一些轻松的活儿。这样一来，很快就会在一种固有的习惯中跌倒。……漫画应该是一个作品一个作品地返回初衷，在痛苦和烦恼中画出来的。”在给同事的一张便笺上，藤本弘写道。
《哆啦A梦》尚未诞生前，由于自身年龄的增长以及思想的成熟，藤本弘已经开始尝试面向成年人的创作，借助漫画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思考。1968年至1995年期间，他创作的一系列短篇作品，共计112部，被收录于《藤子·F·不二雄SF短篇集》中。
“SF”，即“Sukoshi Fushigi”的缩写，意为“有点儿不可思议”。藤本弘从小就对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不可思议之事”抱有特别的好奇之心，长大后依旧如此。他曾经为了一睹传说中的“座敷童子”的真容，前往岩手县一家因“座敷童子”而声名大噪的旅馆投宿，抱着相机彻夜守候。
藤本弘创作的SF短篇作品，充满奇思异想，且寓意深刻，既有揭露人性黑暗者，也有褒扬拼搏向上者，既有对未来深感无望的悲观，也有为孤独者送去亮光的温馨，被日本作家北村想称赞为“日本漫画史的瑰宝”。
遗憾的是，这些短篇作品被《哆啦A梦》的耀眼光芒所掩盖，乏人问津。
“不管是哪篇故事，好像都没有读者回音”、“连读者问卷都没列出这部作品，总之，如果还有机会，也只好继续画下去”、“每天辛苦取材画出来的得意之作，为什么会是这种反应呢”……十多年后，藤本弘向长女藤本匡美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困惑和沮丧。
一次，藤本匡美在西武新宿的一家漫画店看见《异色短篇集》全四册被陈列在书架上贩售，很开心。然而三年过去了，这套初版第一次印刷的作品仍然摆放在那家书店的书架上。
“书店离工作室不远，要是父亲过去看见而感到失望，不就太可怜了吗？ ”藤本匡美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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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藤子.F.不二雄



藤本匡美眼中的父亲是一个“认真、谨慎、温柔、不将悲伤带给他人”的人，无论工作多么忙碌，每天总会与家人共进早餐，周末陪女儿们一起度过。
很长一段时间，藤本弘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令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
1987年12月23日，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决定解散合作了近四十年的“藤子不二雄”组合，各自发展。外界流传的原因有二：一是两人已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只有初期作品为共同创作，所谓的“二人组”形同虚设；二是为了避免其中一方去世后，出现任何版权纠纷的问题。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安孙子道出了另一个理由：“自己总是画一些过激的东西，恐怕会伤及《哆啦A梦》的名声。到了五十岁，也不想再画漫画了，该做的已经做了，接下来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藤子不二雄”解散后，两人分别在原笔名末尾加上姓名首字的日语发音所对应的英文字母，以示区别：藤本弘的笔名改为“藤子不二雄F”，安孙子素雄改为“藤子不二雄A”。1989年，在好友石森章太郎的建议下，藤本弘将笔名改为“藤子·F·不二雄”。
之后，藤本弘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1996年9月21日，创作《哆啦A梦》大长篇漫画《大雄的钥匙城历险记》时，藤本弘突然失去意识，昏倒在画台前，经抢救无效，于9月23日凌晨2时10分去世，享年62岁。
藤本弘去世后，日本科幻作家小松左京在一篇追忆文中写道：“我欣赏的作家中，藤子·F·不二雄先生的地位仅次于手塚治虫先生。”
如此评价，以手塚治虫为偶像的藤本弘听了之后，应该会感到高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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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啦A梦与一本杂志的回忆

引言：很少有人知道，“哆啦A梦”第一次出现在日本以外的地区，是在一本名为《儿童乐园》的香港杂志上。今天仍流行之“叮当”、“大雄”、“静宜”等中文译名，皆源于此。今年是《儿童乐园》创刊六十周年，这本杂志，承载着三代香港人的童年记忆。

一、儿童乐园

1950年代初，一群北京大学的学生从大陆移居香港，栖身于钻石山的防空壕内。他们接受美国方面的资助，为*河蟹*杂志撰写反共文章。其中一位姓潘的年轻人，在教会负责刊物出版，与罗冠樵相识。
罗冠樵，1918年出生于广东顺德，1938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馆专科学校，1947年移居香港，在广告公司任职。与这些学生熟识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现在写历史连环图的人很多，小孩看了也不忍释手，但内容很市井，我觉得不是很好。不知道可不可以弄一本比较有方针、有社会意义的刊物。”
双方一拍即合。一周后，这群学生在钻石山附近租借办公场所，成立友联出版社，着手创办《儿童乐园》、《中国学生周报》、《祖国周刊》等面向不同年龄层的刊物，邀请罗冠樵出任《儿童乐园》主编。
罗冠樵开出一个条件：作为一本给孩子看的读物，《儿童乐园》绝不涉足政治。“总之我无党无派，不可以干涉我的编辑方向。我不代表任何东西，我代表中国人，本着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来做《儿童乐园》，灌输一些中国文化给中国小孩而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处于两大意识形态的对峙之下，如香港学者郑树森所言，其文化空间“成为冷战年代里国共两大阵营及个别外国势力在香港努力争夺和意图占领的（地盘）”。少儿刊物亦受此影响，与《儿童乐园》相对的，是1959年由*河蟹*人士出资创办的《小朋友画报》。
友联出版社接受了罗冠樵的条件，将编辑自主权交到他手上。1953年1月16日，《儿童乐园》半月刊正式出版，此后四十一年，始终奉行“为儿童带来欢乐”的办刊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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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乐园》创刊首期发行8000多本，对于香港当时的200多万人口来说，已是相当惊人的数字。那个年代，大陆移居香港者数以十万计，儿童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社会对儿童读物需求甚殷。
《儿童乐园》是香港第一本全彩印刷的儿童刊物，每期封面由罗冠樵亲笔绘制，多为面色红润、喜笑颜开的男童女童，或在海边嬉戏，或在天台赏月，或在田野玩耍，笔触细腻，色彩鲜艳，温馨而充满童真。
现实却并非如此。香港网友“西环的黄金岁月”追忆《儿童乐园》往事时，写道：
“那年头，我们的居住以及周遭的环境都颇为恶劣，甚至可说是杂乱无章的。那些住在木屋区，或者一家五口一张床的小朋友更不用说了。对比之下，《儿童乐园》的封面与封底图画所呈现的世界是光洁明亮的，画中的小孩子活得既健康又开心……恰好为我们灰蒙蒙的生活燃点了希望。”
当时的香港经济萧条，国共内战时期涌入的大量难民，居住在以铁皮和木板搭建的屋棚内，俗称“木屋”（寮屋）。1953年，《儿童乐园》创刊当年的圣诞夜，深水埗发生寮屋区大火，五万灾民无家可归，香港政府始建徙置大厦。无资格入住者，蜗居在“唐楼”以木板分隔的板间房中，一家七口共睡一张床。
对于这些生活在困苦之中的孩子来说，《儿童乐园》名副其实。早期的《儿童乐园》定价数角，于普通家庭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孩子只能在图书馆、理发店或小童群益会等场所，翻阅已被前人翻得残缺不全的杂志。那时，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儿童乐园》，是不少香港孩子的生日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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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叮当的由来

《儿童乐园》的每一张图、每一个字，均由画家和书法家一笔一划手工绘制、书写而成。资料收集、故事构思、文字撰写、绘画上色、校对，由两三人包办，工作量可想而知。
《儿童乐园》第一任社长阎起白，在前日本殖民地旅顺长大，第一语言为日语，深知日本儿童文学之发达。他为杂志社订阅了日本小学馆出版的系列儿童刊物，成为《儿童乐园》的素材库之一。
1969年12月，《哆啦A梦》在日本小学馆的多本杂志上开始连载。时任《儿童乐园》社长的张浚华读后，决定将其翻译为中文，“希望中国的小孩子都看得到”。
由于书的开本不同，原作中的所有图画均须重绘。“靠一个嫁给香港人的日本人太太翻译，又增聘了三个画家重新绘画”。他们对原作的部分内容作了本土化加工，例如，和服被改为唐装，日本的风俗习惯被改为中国的风俗习惯，对话中还加入了不少广东话。
人物名称也非直译，而是贴近香港人的称谓。“哆啦A梦”被译为“叮当”，“野比伸太”被译为“大雄”，“源静香”被译为“静宜”，“骨川胫夫”、“刚田武”依其外貌特征，被分别命名为“牙擦仔”和“肥仔”。时至今日，这些中文译名仍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
1973年，《儿童乐园》杂志刊载《叮当》后，在香港掀起一股“叮当”热；1976年发行的单行本，每册销量五六万，与鼎盛时期的《儿童乐园》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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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儿童乐园》很久了，这次是航头推荐的。他说：全本书最好看的是《叮当》……其实最好看的不是《叮当》，一些翻译的童话，因为非常温柔浪漫，译得又清楚明了，更有趣。”香港女作家亦舒在专栏“舒服集”的一篇随笔中写道。
年逾六旬的亦舒初次接触古希腊神话，也是在《儿童乐园》上。“简单透明的文字，配美丽精致的七彩插图，《儿童乐园》的故事使原著失色乏味”。
除了成语故事、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栏目，以及《封神榜》、《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改编外，《儿童乐园》还绘制过不少欧美的经典童话与名人故事，例如《苦儿流浪记》、《爱丽丝梦游仙境》、《居里夫人》、《爱迪生》等。
1970年代，在社长张浚华的策划下，《儿童乐园》翻译重绘了一批当代欧美知名儿童插画家的作品，汉斯·奥古斯特·雷伊的《食虫草张口儿》，菲利普·迪·伊斯特曼的《萤火虫闪闪》，莫里斯·桑达克的《我是犽猢》。据统计，《儿童乐园》出版的国外儿童插画故事已逾千部。
为此付出的，是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夜间还要接外稿赚外快才能养家糊口。正是因为有了罗冠樵、郭礼明和李成法这些有才华而不计回报的“无名英雄”，那个年代的香港儿童，才得以拥有如此丰富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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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叮当与机器猫

《叮当》随《儿童乐园》风靡香港后，青文出版社决定将其引入台湾。为区别于港版，青文出版社的编辑在“叮当”前面加了个“小”字，改名为“小叮当”。其他译名也作了相应调整，“静宜”改为“宜静”，“牙擦仔”改为“阿福”，“肥仔”改为“武钢健”，而“大雄”还是“大雄”。
台湾版《小叮当》每月出版两本，共发行了230本。期间，青文出版社组织漫画家创作一系列衍生故事，包括《大雄与精灵世界》等长篇。
此时，在香港，一群精通日语的漫画爱好者，声称获得日本方面的正式授权。他们以“海豹丛书”的名义出版日本漫画，每册90页左右，封底以中英文标注版权。《叮当》是“海豹丛书”的主打系列，但期数与日文版并不对应，纸质与包装也谈不上精美。
1990年代初，香港与台湾政府严厉打击盗版，翻版漫画自此绝迹。之后，玉郎漫画（后改名“文化传信”）获得《叮当》在香港的代理权，大然文化获得《小叮当》在台湾的代理权。
1996年9月21日，藤子·F·不二雄病逝。去世前，他留下遗愿：“希望亚洲地区统一改以日本音译，使每个不同地方的读者只要一听就知道在讲同一个人物。”于是，自1997年起，香港和台湾两地出版的《叮当》一律改名为《哆啦A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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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当”由广东《少年文艺报》引入中国大陆，始于一场座谈会。1980年，香港中文运动联合委员会主办了一场以反暴力色情刊物为主题的座谈会，由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担任主席。会议结束前，司徒华聊起《叮当》，与会者反响热烈，很多人都看过这部漫画。
出席座谈会的二三十人中，有一位来自广州的女作家，《少年文艺报》主编黄庆云。会后，黄庆云特意找来一套《儿童乐园》发行的《叮当》单行本，将广东话改为普通话后，发表在新创刊的《少年文艺报》上。
“我原先只想是《儿童乐园》的读者，就是香港、台湾、东南亚和欧美唐人街的中国小孩，没想到能进大陆。我的愿望是百分之一千实现了。”忆及这段往事，前《儿童乐园》社长张浚华说。
这之后，中国大陆出现《叮当》的翻版漫画，译名与港台相同。199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获得日本小学馆的授权，以《机器猫》的名字在中国大陆发行正版《哆啦A梦》漫画。
今天，《哆啦A梦》四十五集单行本、大长篇以及Plus的中国大陆代理权，已转至吉林美术出版社。吉林美术出版社大力推行“正名”活动，在单行本的结尾处与大长篇的开头处，印有如下文字：
“请叫我哆啦A梦吧！我是机器猫‘哆啦A梦’。过去，人们一直叫我‘机器猫’，其实这不是我的原名。我的原名是‘哆啦A梦’。人们还给我起了个爱称，叫作‘小叮当’，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爱称，但若能叫我的原名‘哆啦A梦’，我会更高兴。”

天才伟

哆啦A梦 伴我同行，最近在中国上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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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