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靜
陳達儒,台語流行歌謠作詞家。西元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日出生於台北市萬華,卒於西元一九九二年,享年七十六歲。創作台語歌謠歌詞之作品傳世者約有三百首之多,其中較為著名者如下:〈安平追想曲〉、〈青春悲喜曲〉、〈南都夜曲〉、〈白牡丹〉、〈青春嶺〉、〈心酸酸〉、〈港邊惜別〉、〈心茫茫〉、〈阮不知啦〉等等。 〈安平追想曲〉、〈青春悲喜曲〉、〈南都夜曲〉這三首可謂經典之作的台語歌謠,相信只要是在台灣長大的孩子,應當能是耳熟能詳,甚至隨口都能哼上兩句。這三首由陳達儒創作歌詞的歌曲,分別描述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不同境遇的三段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讀來令人感動肺腑,盪氣迴腸。雖然目前大多被認為是年代久遠的「老歌」,但其實這三首台語歌謠全部創作於戰後,乃陳達儒中年時期的作品,甚至被譽稱為「戰後三大名曲」。 而其實陳達儒早在青春少年時,也就是日據時代,便已有不少佳構面世,如:〈白牡丹〉、〈農村曲〉、〈雙雁影〉〈青春嶺〉、〈心酸酸〉、〈港邊惜別〉、〈心茫茫〉、〈阮不知啦〉……等歷久不衰的動人名曲皆是出自陳達儒之創作,難怪今人若欲追溯台灣歌謠史發展,翻閱「台灣歌仔簿」,陳達儒的大名,出現的次數最多,而和他搭配的作曲家也最多,包括有陳秋霖、姚讚福、蘇桐、吳成家、林禮涵、許石、翁志成、陳水柳(陳冠華)、郭玉蘭等人。 陳達儒,原名陳發生,西元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日出生於台北市艋舺(即今日之萬華)祖師廟附近。除了接受「公學校」的日本教育外,父親還安排他到私塾修習漢文。當時在學校台灣子弟若以台語交談,一旦被日本老師發現,輕者痛斥一番,重者便是以巴掌擊面懲罰,所以少年時期的陳達儒便對台語如此遭到欺辱感到深深的不平;於是他便決心利用晚上不斷研習漢文,前後長達三年時間,陳達儒自認為對漢文的研習不曾浪費一分一秒,他深究其原因道:「一方面不能辜負先父用種種苦心,讓我有機會學習自己的文化;一方面是我那時候,有著年輕人的反抗心態,學校不讓我讀,我愈是要讀」。陳達儒之父一直希望他能內渡大陸,到廈門集美中學唸書,然後繼續深造,只可惜因為當時種種的環境因素影響,此般殷切之期望終究未能實現。 而另一方面,自西元一九三二年開始,當時台灣的台語流行歌曲發行在古倫美雅唱片的積極提倡與主導之下,漸漸有了不錯的銷售成績,繼而博友樂、泰平等唱片公司也屢有佳作,引起了勝利唱片也想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雄心。但當時年僅十六歲的陳達儒,顯然還看不出自己未來在這一波的創作歌謠聲浪中的著力點,以致於缺乏主動向古倫美雅唱片投稿的勇氣。 西元一九三五年,當時的勝利唱片公司聘請了畢業於東京上野音樂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前身)的「台灣新音樂之父」張福興主持文藝部,另外更邀集了當時已由醫學院畢業、有「歌人醫師」之聲的林清月擔任歌詞創作和遴選工作。由於他們所徵集的歌詞略嫌不合時宜,所以所製作發行的唱片仍遲遲無法和古倫美雅唱片公司所推出的作品相比擬,為此,文藝部開會檢討企圖挽回頹勢,於是張福興便推薦當時正恰巧居住在他家對面的陳達儒,且頻頻肯定陳達儒之文筆。 於是當時年僅十九歲的陳達儒就在張福興的鼓勵下,首次寫下了〈女兒經〉、〈夜來香〉……等約五首歌詞。林清月醫師經過仔細審核之後,認為這位「小朋友」的遣詞用字已然擁有大師風格,於是便陸續採用,並分別交由蘇銅、陳清霖二人進行譜曲工作,灌錄唱片發行之後,市場反映果然相當不錯。至西元一九三六年,陳達儒的歌詞創作數量,幾乎已囊括了勝利唱片的三分之二曲目以上,成為當時勝利唱片視若瑰寶的台柱人物。 不管是描述懷春少女心聲的〈白牡丹〉、戀情綿綿的〈青春嶺〉、含情脈脈的〈日日春〉,甚至是幽怨淒清的〈雙雁影〉、〈送出帆〉、悲戚悱惻的〈心酸酸〉、〈悲戀的酒杯〉……等等,這些造成一時轟動,至今仍膾炙人口、繞樑不絕的經典歌曲,幾乎令人不可置信地,盡皆出自於當時年僅二十歲的陳達儒之手。 其中〈青春嶺〉是當時台語流行歌曲中極少數表現活潑、歡愉的歌曲之一,而陳達儒這位年紀輕輕的少年郎,將青年男女戀情的酸甜滋味表現地可圈可點;在其他歌詞創作中,對於荳蔻少女思春的戀慕情懷更是描述地十分真實而貼切,所運用的詞語又堪稱雅妙,時時令人拍案叫絕。例如他在〈白牡丹〉一曲中寫下了「單守花園一枝春」、「不願旋枝出牆圍」、「女願乎君插花瓶」等動人歌詞,其中所蘊含的雋永詩境,相信後人將之推許為大師之作,亦非過份。 勝利唱片有了陳達儒,名聲很快凌駕在古倫美雅唱片公司之上,而作為勝利唱片的專屬作詞家,陳達儒可說頗受禮遇,他人寫詞的稿酬,一首以五元計,而陳達儒作詞的稿酬則高達十元,每月還有另外的顧問費可支領。甚至勝利唱片派他到日本出差時,日本勝利公司的社長還親自前來迎接、招待,直不斷讚賞他是台灣勝利唱片文藝部最年輕的「活寶」。 但好景不長,就在陳達儒投效流行歌壇的第三年(西元一九三七年),日本正式發動了大規模侵華戰爭,「七七事變」爆發,並且緊鑼密鼓地在台灣推行高壓政策。這一年的四月一日,台灣總督府為了盡快消滅台灣固有文化,宣布禁用漢文,隨即強制廢止了全台日刊報紙的漢文欄,其他中文雜誌亦相繼廢刊;而素有「台灣唯一喉舌」之稱的《台灣新民報》,至六月底漢文部分也全遭廢止。 當「七七事變」爆發時,當時的台灣統治當局隨即對中日事變發表態度強硬的聲明,並且對台灣人民發布戰時警告,更下諭令強力禁止有所謂「非國民之言動」行為;至此,原本興盛蓬勃的台語流行唱片業對台語流行歌曲的製作,信心大受衝擊,而面臨這山雨欲來的詭譎局勢,眾家唱片公司禁受不住打擊,而紛紛歇業,於是在這一年(西元一九三七年),陳達儒不得已再為日東唱片寫下了〈鏡中人〉、〈一剪梅〉等曲詞。 值得注意的是,西元一九三七年的陳達儒同時在為日東唱片寫下了一首草地人的日記:〈農村曲〉,此歌很快地成了市場上的暢銷曲;他以生動描述農人早晨「透早就出門」、中午「炎天赤日頭」、黃昏「日頭若落山」的簡單歌詞作為當時為數眾多「做田人」(農夫)的生活日記,訴說了被壓榨的農民心聲,於是當然迅速獲得廣大勞苦農人的共鳴,此外〈農村曲〉更真實反映了當時「受苦無人問」的台灣農村普遍景況,為時代留下了最真實的見證。 西元一九三八年,陳秋霖等人為延續台灣流行創作歌曲的成長,在台北市港町創設了東亞唱片公司,但僅僅經營了兩年,就因皇民化運動的聲浪日益喧囂塵上,使得台語流行歌曲之製作不得不暫時停擺。而陳達儒就在這僅剩的兩年時間內創作了〈夜半的酒場〉、〈可憐的青春〉、〈心糟糟〉、〈甚麼號做愛〉、〈港邊惜別〉、〈心茫茫〉、〈阮不知啦〉等名曲,為日據時期的台語流行歌壇劃下了暫時的「圓滿休止符」,此後,激越、悲壯的「時局歌曲」便開始陸續登場。至於戰爭期間,陳達儒全家則疏散到坪林定居,並且暫時在這個窮鄉僻壤裡做一名警察。 日據時代,台語流行歌曲只有短短八年的生命力,而創作力驚人的陳達儒僅僅來得及參與了一半時間,前後不過才四年而已,然而這位最年輕、最資淺的作詞家,卻因擁有旺盛的創作才能而發表了最多數量的「好歌」! 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接收復原的工作隨即展開,此時精於漢學,又通曉「官話」(北平話)的陳達儒,當然立刻受到重視。當時身在台南市的許丙丁,透過他的姑丈李進德邀請陳達儒南下,幫忙處理接收的工作,在那個百廢待舉的刻苦年代,真可謂一職難求,陳達儒有此工作機會,自是隨即欣然接受。 當陳達儒在台南「當官」(做公務員)時可說是盡心盡力,一心想為民服務,但中國官場的種種陋習作風,與他那剛直的個性不能相合,加上之後發生「二二八事變」時受人誣陷,險些招災惹禍。於是陳達儒對官場灰心,認為「做官那清廉,食飯著攪鹽」,於是辭官北返,與妻子蝸居在當時台北市的「打鐵仔街」(即今日之承德路日新國小附近)。 戰後初年,百業蕭條,做為一位傳統文人,生活可想而知是很艱難困苦的,然而一家大小的生計不能不設法維持,於是陳達儒不得已又重操舊業,再次提筆創作歌詞。但不景氣的年代,歌曲的流傳,要靠廣播電台的播送與走唱藝人在稻埕、廣場中賣唱,於是陳達儒以「新台灣歌謠社」的名義發行歌本,並委請蘇桐、陳水柳(即日後的「民族藝師」陳冠華)等老友在各地傳唱,幫忙推銷這些所謂的「歌仔簿」。 「新台灣歌謠社」前後雖出版了十餘本小歌本,但所得利潤相當有限,然而陳達儒卻甘願「食飯攪鹽」,只求過著心安理得的日子。另外,因為歌本的接連出版,他也陸陸續續地又創作了不少歌詞,如〈南都夜曲〉、〈賣菜姑娘〉、〈果子歌〉、〈安平追想曲〉、〈青春海〉、〈青春悲喜曲〉、〈溫泉小曲〉、〈水仙花〉、〈落雨暝〉、〈白衣佳人〉、〈中山北路行七擺〉……等等。 五○年代,台語歌曲大量使用日本曲調,使台灣流行歌壇幾乎成了「日本音樂的殖民地」,陳達儒在「英雄無用武之地」下,決定正式棄歌從商,選擇於食品業服務,先後做過味全公司經理、味王高級顧問、味新副總經理等職務,最後在子母牌關係企業珍豐冷凍公司副總經理職位上退休,在企業經營管理上,發揮了陳達儒另一項過人長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