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天皇”徐福东渡日本之谜(一)

阿冲

徐福，即徐市，字君房，齐地琅琊(今江苏赣榆)人，秦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

徐福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先生原名王禅，又名王诩，战国时卫国人，曾任楚国宰相，后归隐卫国（今河南省淇县淇谷云梦山）授徒，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世称王禅老祖。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毛遂、徐福等都是他的弟子。鬼谷子的高徒中，徐福在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之后，是鬼谷子先生的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他在秦始皇登基前后学成出山。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登泰山勒石颂德。然后经黄县、(月垂)县，攀成山，登芝罘(今烟台)山，南下琅琊台，逗留3个月。在此期间，秦始皇看到海州湾内出现海市蜃楼，认为是仙人所显，遂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徐福入海数年求药不得。

9年以后(前210年)，秦始皇再次东巡又找来徐福，徐福怕秦始皇怪罪，诈称海中的大鲛鱼十分厉害，船只难以靠近仙山取药，须派善射者同去，射杀鲛鱼，才能上岸求药。泰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五谷种子、粮食、器皿、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徐福东渡没有获得“不老药”，却在熊野浦登陆后，发现了“平原广泽”(即日本九洲)。长生不死之药没找到，返回恐遭杀身之祸，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徐福等人在九洲岛等地向日本土著民族传播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还教给日本人民医疗技术等秦朝先进文化，促进了社会发展，深受日本人民敬重。日本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和歌山县、佐贺县、广岛县、爱知县、秋田县、富士山地区都有徐福活动的遗迹。佐贺、新宫等地神社都把徐福作为神来大会奉祀，每年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为了弘扬徐福精神，中国、日本成立了全国徐福会，连云港、龙口、胶南、沧州、苏州、慈溪和新宫、佐贺、大阪、富士吉田、鹿儿岛、东京等地也都成立了徐福会。一些台湾、香港及日本学者认为，徐福与日本传说中的开国神武天皇是同一个人，成为日本人的祖先。昭和天皇的大臣甚至肯定“徐福是我们日本的国父”。

那么，徐福东渡日本是史实，还是传说？

徐福东渡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在三处四次记载了徐福渡海的故事。从而提出了一个恍惚迷离的历史难题。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条载：“齐人徐市（ｆú，即后文之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是中国古文献记载徐福东渡故事的起始。《史记》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条又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从这一记载看，徐福入海之后，似乎又回返过一次，其后便下落不明了。秦始皇对此也并未加以追究，因为同一年始皇帝就死于沙丘了。

但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却提出了新的情况。淮南王刘安与将军伍被纵论天下形势，伍被在谈到秦亡时，举出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这件事。他说徐福以巧言欺骗秦始皇，“秦皇帝大说（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史记》没有记载徐福所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但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对此有所披露。此书为济州开元寺一位名曰义楚的和尚所著。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这是中国古文献中第一次把徐福东渡与日本联系起来的记录。这段文字很值得探究。第一，它认为徐福东渡确已到达日本；第二，它认为徐福之所以把日本（即倭国）作为目的地，是因为在那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第三，它认为徐福带去的童男女，子孙繁衍，名曰“秦氏”；第四，它认为由于徐福后裔的繁衍，使日本风俗“一如长安”。从全文记载的口气来看，作者似有某些亲身感受，如亲赴日本、耳闻目睹的一般。

我们寻考《义楚六帖》资料的来源，可以推定该书关于日本部分的记载，大约与一位名叫宽辅的日本和尚有关。原来，公元９２７年（五代后唐天成二年），日本醍醐时代僧人宽辅，请赴中国。此人是真言宗的高僧，法号“弘顺大师”。他在济州与义楚交往甚厚。所以，《义楚六帖》这部宗教著作，特辟“城廓·日本”一部，记载日本的风土人情，其资料大多出自宽辅的口述传闻，因此，给人以亲临其境之感。《义楚六帖》在研究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五代史》中没有“日本传”，唐宋之间中国关于日本的记载，主要是依据《义楚六帖》。我们据此书的记载，可以推定在公元十世纪左右，最初是在日本流传着徐福渡海，东达日本的传说。此传说又经过赴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的传播，被首次载入中国的文献。

如果说，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传说，是十世纪左右日本的产品，那么，到了宋代，中国人对这样的传说就深信不疑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了。其中云：“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日本刀歌》载《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五，奇怪的是《司马文公集略》中也有，不知是欧阳修做的，还是司马光做的，中国学者没有考证。此处依日本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中说法，定为欧阳作品，误入司马光的集子）

欧阳修对徐福到达日本，作了完全肯定的描述，他在《日本刀歌》中的观点最集中地代表了十一世纪前后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

宋代之后，经过将近两个多世纪的流传，在明太祖洪武年间，这一传说又有了新的演进。

十四世纪初期，日本高僧绝海中津赴中国，他在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为朱元璋所召见。两个人讲得兴来，一唱一和，做了两首诗。现日本《蕉坚稿》（绝海中津的遗文编）中，载有《应制赋三山》一首，其诗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在此诗之后，附有《明太祖御制赐和一首》。其诗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昔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竟不归。”

这两首诗，虽然咏的是同一个主题，却有各自的风格和心情。但是，令我们最为注意的是，绝海的诗第一次透露了当时在日本的熊野山前（今和歌县境内）日本人已经立起了徐福的祠堂，而且血食不断。至此，我们可以说，长期流传于口头和文字上的传说，已经被演绎为中日人民生活中的一种“虚构的事实”了。它明明只是一种传说，而人们却用建祠（其后还筑墓）祭祀的传统形式，确认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在当时，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确信这个“虚构的事实”，纷纷载入他们的著作中。

明代陈仁锡撰《皇明世法录》卷七十六“日本考”、明代刘仲达撰《刘氏鸿书》卷八“地理部”、朝鲜学者申叔舟在其《海东诸国记》、日本北畠亲房著述的《神皇正统记》等书都记录了徐福到达日本的故事。

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传说会首先在日本形成和流传？为什么一部分日本人也相信自己就是徐福一行的后裔？为什么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中日朝三国的文献都同样地记录着这一“虚构的事实”？为什么大家都相信这是“事实”，并且在流传中给它增添新的内容？

我们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自隋唐以来，日本大量吸收中国文化，汉文书籍大量流入日本，史籍中关于徐福东渡寻找蓬莱仙山求不死药的记载也必为日本人所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徐福东渡的背后，隐藏着一段真正的史实，徐福的神奇而浪漫的传说，不过是不自觉地被用来解释这一段不为人所注目的事实的。这个事实便是自秦汉以来，有大量中国居民迁居日本。

大正年间（1911—1925年），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在日本的西南海岸，发现了大量的铜铎、铜剑、铜鉾。这些金属器物，与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出土的均极为相似，有的则完全一致。考古学家后藤守一等认为，这是从公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起，至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器物。这些器物的制作者，相当多的是在这一时期从大陆迁来的“归化人”。

“归化人”是日本人类考古学中一个专用名词。它专指上古时代从东亚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日本列岛的居民，以区别于日本列岛上的原始土著居民，即区别于“原日本人”，但他们本身又在日本列岛民族人种的融合中逐渐被“消化”，而成为今天日本人的祖先。

根据日本发现的上古金属器具遗物，考古学家们推断，从公元前三世纪起，日本已有“汉族归化人”。1958年，日本当代考古学家金关丈夫在日本九州岛东南的种子岛发现一批陪葬物，出土“贝扎”（贝制片状物，陪葬或呪术用）、“腕轮”（手镯状物）数件，在“贝扎”上，有写着“汉隶”的文字，在“腕轮”上，刻有汉代爬虫纹样的图案。由此可以推言，从战国后期至汉代，一定有不少的中国人在向日本列岛移民，成为当地的“归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