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日本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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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日本的文革（一）

按：那是一个全世界的年轻人用热血和理想去企图改变这个世界的年代：中国爆发了文革（我呸上加呸地问：中国红卫兵那也叫真造反？奉旨造反罢了），日本、法国的学生运动也轰轰烈烈，美国则是反战运动，那个年代就是60年代。

当年在邻居日本，学生运动也轰轰烈烈，甚至不亚于中国，而且在中国红卫兵们偃旗息鼓以后，日本年轻人们还走向世界，在欧洲，亚洲和中东手持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和不共戴天的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日本的学生运动由来已久，追根寻源可能可以追溯到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们乘所谓“大正民主”的机会成立的“新人会”。第一次大战以后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得学生运动迅速转向共产主义。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以后，学生运动更是如火如荼。随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对学生运动的取缔和镇压也随之升级。到了1933年京都大学法律教授泷川幸辰（战后曾任京都大学校长）的学说被政府正式认定是“过激派言论”，泷川本人也被赶出校门以后，在宪兵和特高警察镇压下日本学生运动销声匿迹。领导学生运动的日本领导们也出走中国，在延安坚持反战斗争。

战后，随着占领军的民主改革。口号为争取教育民主化的学生又卷土重来，1948年成立了“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战后的学生运动一开始还是和战前一样，受日共的领导，但是逐渐地学生运动就和日共分道扬镳。和人们想象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顶峰，学生运动和日共几乎没有了关系。

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日共在战后的方针变幻无常，一开始是认为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大众，对学生运动失去了战前的热情。加上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日共领导人又重返中国避难造成领导权丢失。还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将其议会斗争路线改成武装斗争，而在1955年又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如此左往右来，造成学生们无所适从，加上此时苏共开始的反斯大林运动，使不少共产主义运动的阴暗面公布于众，日共名声大坏，所以学生干脆另立山头，自己摸索道路。从此日本就有了所谓“旧左翼”和“新左翼”的说法，日共和其控制下的组织被称为“旧左翼”，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组织侧被统称为“新左翼”。

反斯大林运动的结果使斯大林的政敌的托洛茨基理论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斯大林走下了圣坛，也就意味着托洛茨基不再是“反革命”的代名词。不再意味着是分裂主义者，叛徒，小资，冒险主义，反共，而是一种可以讨论的思想。于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学生中成为热门，6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两大派别，“中核派”和“革马派”的口号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当然指的是美国，“斯大林主义”不仅指的苏联，同时也指中国，指所有执政的共产党。执政就是斯大林主义，要革命就必须坚持托洛茨基主义。

战后日本的学生运动有两次高潮，一次是从1959年开始的“安保斗争”，目标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修改。

“安保斗争”的序曲应该说是全学联开始的“砂川斗争”，反对砂川美军基地扩建的运动。一开始日共在砂川驻有工作队，可是在日共宣布放弃武装斗争时连驻砂川的工作队也撤走了。在砂川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叛卖行为，所以后来砂川斗争真正开始以后，砂川人坚决拒绝日共的参与。

砂川事件的当时是学生和砂川市民胜利了，政府不得不放弃测量计划，扩建也就不了了之。学生胜利的原因很多，比如政府并没有决心要干，法曹界也有不少人同情学生，在审判被捕学生时，法官的判决不但是“全员无罪”并且判决扩建美军基地“违反宪法”。违宪的官司是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政府方面也不愿招惹更多麻烦。

1951年与旧金山和约一同签订的规定美军在日本驻军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在1961年满期，修改为《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这时就是“安保斗争”的主要部分了。学生运动反对这一条约首先是从反对驻日美军这一简单出发点开始的。但是到了在国会审议这一条约时，有人对条约里“为了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这句话里的“远东”提出质疑，外相藤山爱一郎在答复时说：“以日本为中心，菲律宾以北，中国大陆一部分，苏联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这种解释让日本人和亚洲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还是在为再次侵略亚洲而铺路？现在不只是学生，其他市民也发出了疑问，参加到“安保斗争”中来。

当时和日共对立的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是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其实在更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了强调自己的原教旨性，特地用德语的“Bund”（同盟）作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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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日本的文革（二）

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在1960年5月19日强行表决通过了这个条约，要钻法律的空子——既然参议院可能无法通过这个条约，那么只要参议院不否认这个条约就行了，岸信介的计算是参议院无法审理这个条约而使之在30天后的6月19日自然生效。

这自然遭到了各界的反对，要想使已被众议院通过的条约法案实效，除了在6月19日前打倒岸信介内阁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而岸信介内阁对于连日全国六百万左右大规模游行示威装聋作哑而使之在6月19日清晨零点自然生效。岸信介内阁的辞职是6月23日的事情了。

“全学联”和“Bund”没有很严密的组织，任何人只要说他是“全学联”了，他就是“全学联”了。作为一个革命党，这是致命伤。全学联当时根本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甚至连公开和秘密的两套领导班子都没有准备，以至在羽田机场和警察对峙时78名学生领袖被警察一网打尽，一直到安保条约自然生效以后才被释放，这也是斗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斗争的失败使“全学联”发生分裂，1963年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成“革马（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和“中核”两派。各派分别参加反对当时已经进入泥沼的越南战争和反对三里冢建设新空港的斗争。

这时日本学生运动开始了第二次高潮，即所谓“大学斗争”。一开始是一直与学生运动无缘的庆应义塾大学在1965年1月反对大学学费上涨开始的，一直发展到了全校罢课。这次庆应的运动和以往零散的学生运动不同，从一开始就很有组织性。运动只持续了两个星期，结果是以塾长（校长）高村象平辞职，取消强迫购买校债的做法，比较和平地得到了解决。

但是和平的学生运动好像到此为止了。过了整整一年，1966年1月，这次是和庆应大学截然不同，战前开始就是学生运动中心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因为学费上涨和学生会馆的管理权问题与校方发生对立。这次风潮一直到6月份才结束，被称为“150天斗争”。

1965年12月20日校方决定上涨学费以后，1月份反对运动就已经发展到了全校罢课。学生在校园内筑起路障街垒，阻止入学考试的进行。校方在2月23日招来警察机动队强行驱散学生，并逮捕了203名学生，总算保证了入学考试的进行。但是警察一撤出学校，学生们又聚拢了起来重新抗议，结果是总长（校长）大浜信泉辞职，学校撤回上涨学费的决定并且同意由教职员和学生联合管理学生会馆。

到现在为止的“大学斗争”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反对学费上涨的斗争，没有多少政治上的含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学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添置新校舍，新设备的财源不足，学校因此向学生转嫁包袱。这几场斗争学生胜利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教职员同情学生。作为学费上涨收益方的教职员的观点是政府应该加强对私立学校的基本建设资金补助，而不应该听任学校向学生转嫁经费负担。

但是到了1968年，这次日本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4月1日的新生入学典礼刚过，第二天国税厅的调查就发现日本大学有20多亿日元的去向不明。日本大学也是没有过学生运动的学校，但是和庆应大学不同，庆应大学学生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日本大学则是由独裁管理排除学生运动。学生们淤积下来的对校方的不满正好乘这个机会一气喷发了出来。

这次的日本大学问题其实成了一个大学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校经费管理的范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影响，日本学生们提出来了“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教育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力这个问题。

日本大学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流血抗争。日大有体育的传统，学生中所谓“体育系学生”，也就是拿体育奖学金的学生较多，而这些学生的利益是和校方一致的，所以“体育系”和“全共斗”不断发生流血冲突。但是虽然有校方的支持，“体育系”学生却占不了上风，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日本已经进入了全面学生运动的时代。

几乎与日本大学同时，东京大学也闹起了学潮。其实东京大学的学潮是在1967年开始的，但一开始仅仅是限于医学部的反对研修医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年麦克阿瑟给日本医学界带来了一个“研修医”的制度，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研修以后才能正式从业。但是在实际上这个制度成了医院和开业医师使用低价劳动力的手段，一直受到医学院学生和年轻医师的反对。

这次东大医学部学生举行无限期罢课，医学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对17名为首学生的处分，包括开除4名，东京大学从来没有过的处分行动。

但是受到处分的学生中，有一名当时人在九州，不在学校，并且就住在医学部部长丰川行平的外甥家。但医学部对这种明显的冤案视若无睹，坚持处分。医学部学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据了东大的象征——安田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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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日本的文革（三）

安田讲堂被占领以后，东京大学校方打破了不成文的规律——招来了警察机动队，驱散了占领安田讲堂的医学部学生。这一下子把一个学部的问题扩展到了全学校。并且一下子招来了全东京，全国各大学的支援学生们。

那个时候的学生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和共同口号，就是反对美国在一个落后的小国进行的一场十分不得人心的战争——越南战争。在这时候被揭露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国军方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学提供研究基金。牵涉到的有包括19所国公立大学在内的25所大学和包括4所国公立研究机关在内的9所研究机关。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医学和生物学，而且全是细菌和病理研究。研究项目虽然不直接是军用项目，但是能够很容易地转为军用。当时正好是美军开始在越南喷洒除草剂的时候，知道真相了的学生们都为被作为杀人犯的帮凶而利用大为愤怒。反越战，反安保和争取大学自治管理把学生运动推倒了高峰。

各校之间组织了“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来统一指挥。几乎所有教职工和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运动。政府对付学生运动主要是出动警察机动队进行镇压，但应该说刚开始的时候警察的态度还是比较和缓，对不少学生的过激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是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警察的态度趋向严厉，这是因为当年9月4日一名警察在日本大学被学生投出的石块造成颅骨骨折而死亡，这件事使警察和学生彻底对立。

1969年1月18日开始警察在使用武力驱散占据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学生（被称为“安田讲堂攻防战”）前，政府专门拨款7亿日元为警察购置催泪武器。警察在进攻时毫不留情，使用推土机，喷水车，催泪弹，甚至用直升飞机从空中直接播撒催泪剂。终于在35小时后的19日下午5点46分占领了几成废墟的安田讲堂。

第二天（1月20日），东大毕业的内阁总理佐藤荣作视察现场，见到母校的象征安田讲堂的劫后惨象，不禁怅然泪下。但是大多数传媒则认为那不是因为伤心而落泪，而是被残留的催泪剂给熏的。

东大安田讲堂事件以后，虽然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还在继续斗争。但整个学生运动的中心从关东转到了关西，主要以京都为中心进行。一般把安田讲堂事件作为分水岭来把学生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和前期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暴力冲突。此时学生们已经走向过激，后来留下不少传奇的“赤军派”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武器也从石块，棍棒发展到了燃烧瓶和炸弹。并且到处有学生袭击警察企图夺取枪支的行动。

现在日本的《燃烧瓶防止法》就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遗产。

但是从1969年9月以后，学生运动就开始衰退了。衰落的最大原因当然是仅靠学生的力量是无法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抗争的。此时被捕的学运活动家越来越多，保释金达数千万日元，经济来源大部分靠街头募捐的学生组织在经济上已经无法负担了。另外，日本学生运动的目标不确定性和内部抗争也是促成其衰落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日本学运，口号繁多。“反对越战”是大家一致的，“反美反斯大林”大家也都没有意见。但是牵涉到国内问题是就一件无法统一了。比如其中有一个口号是：“自我否定”，一开始是反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后来就干脆成了从物理上否定大学教育的怪论。“皮之不存”，还要大学生干吗？

学生组织的内讧，一开始还只是造反的学生和亲校方的学生们的争斗。到了运动全面开展以后就成了造反学生之间的争斗，并且愈演愈烈。

日共始终没有支持过学生运动，那些形形色色的NEW LEFT（新左翼）在日共看来全是一些共产主义的叛徒托洛茨基派。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也只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小丑跳梁”，从一开始“全共斗”和“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日共所属的青年外围组织）就争斗不断。日共在学生运动中置身事外虽然得保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整整一代人对日共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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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日本的“红卫兵”  
作者:秦小桧



１９９８年４月，结束了在美国一年的东游西逛，我又回到了大阪。

　　打电话到大西商事贸易公司，找我的朋友北田先生，老板大西告诉我，北田已经住院很久了。我大吃一惊，在美国的这一年，北田先生是唯一用中文给我写了许多信的人，他虽说瘦小，但也不象是说倒便倒的人。

　　在京都附近的枚方市的市民医院门口，我见到了正受着胃癌折磨的北田先生。他瘦得象一根芦苇，站在夕阳的最深处，目光怔怔地，象是在收集着树叶上风的声音。

　　８月，北田先生在干净的床单里静静地去世了。身前供职于大西商事，兢兢业业，默默无闻；身后既无财产亦无亲人。医生说他死得常安详，面带淡淡的笑容，象一个乖孩子，守在野花开遍的春天的土地上。

　　大西商事按照普通日本人的习惯，从四天王寺请来法师，在临时设立的灵堂里，为北田先生的亡灵朝极乐净土大往生作超度。我默默地站在少数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后面，隐约听见法师们念的好象是《观无量寿经》：“心念佛时心便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即佛，心作佛时心正为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日本人的葬礼。我很难过，几乎不敢抬头看黑镜框里的北田先生，只是在心里默祷着：请将春天放在花朵里，让花朵开在风吹千山蝴蝶的心灵栖息的地方吧……

　　１９９４年，我受天理大学高教授的推荐，去奈良日中友好学院教书，认识了北田先生。他当时五十刚出头，奈良日中友好学院创办也不过二十年，而他学中文却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的历史，是我的学生中学中文时间最长的一位。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７日晚，秘鲁一支叫做“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行动”的左翼游击队，欲挽救他们的革命，突然袭击了驻利马的日本大使馆。为庆贺１２月２３日天皇的生日，当时大使馆正在青木大使的主持下，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八百来宾中的四百人被扣作人质，当然，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消息传到日本，举国哗然。那天我班上常热闹，学生们对这一突发事件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支游击队是新纳粹、党卫军，是流氓暴动。平时沉默寡言的北田先生，此时却坚决站在游击队一边，表示如果秘鲁人民还不觉醒，不早起来推翻藤森傀儡政府，秘鲁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北田的瓮声瓮气，顿时令人哑然。

　　后来听说北田先生年轻时曾是日本“红卫兵”。我出生在文革时期，直到１９７７年上中学，学校里还有最后一批红卫兵。但在日本听到这个称呼还是很惊讶，不由地想到曾经四处张贴的通辑“日本赤军”逃亡嫌疑犯的告示──９１年我刚来日本时，大阪的地铁车站、警察署、派出所、甚至连我所住的和式公寓的墙上，都贴着这类通辑令，直到为通辑奥姆真理教毒气杀人犯的命令所取代。至今，在一些交通要塞上，仍然可以看到追捕日本赤军首领的通辑令。张承志先生在《日本留言》中写道：“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日本红军（赤军）与日本红卫兵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本世纪六十年代，是全世界大刮红色革命风暴的年代。我查阅了１９６６年１月、２月的《参考消息》，将题为“毛泽东思想影响深远而无往不胜──美报惊呼‘红色叛乱’震撼拉丁美洲”、“世界上谁想干革命谁就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秘鲁大学生带着毛泽东思想上山”的三篇文章，传真给了北田先生。一星期后，北田先生来电话约我去他家。

　　北田先生住着很小的一室一厅。毛泽东的黑白照片挂在他的床头。简易书架上有河上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书，甚至还有《王杰日记》和《欧阳海之歌》。他终身未娶，父母住在九州的博多市，他说他叛离家庭已经三十年了。

　　将报纸在榻榻米上摊开，北田先生指点着它们说：“毛泽东的话在拉丁美洲大学生中自然受到喜爱，一是因为造反理论比治国理论更能吸引不安分的年轻人，另一个原因是读毛的学说不象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那么费劲，不需要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在谈到游击战、帮助农民收回失地和使一个国家走向大变动的社会革命的奥秘时，他的眼睛有些湿润，说：“今天的图帕克　阿马鲁左翼组织就是昨天的我们。他们仍然运用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和战略战术，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以贫困的农村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反对一切私有企业和财产，?艘虼说玫搅艘批极贫困的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我问北田先生是不是赤军，他摇摇头，说：“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接着，从柜子里搬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有一层一层的裹着丝绒的抽屉，每一层丝绒上都别着不同质地的毛泽东像章。有塑料的、陶瓷的，大都是金属的。他对我解释说：“这儿的五朵葵花表示亚非拉美欧，毛泽东是五大洲被压迫人民的红太阳”，“七朵葵花表示当时中国的七亿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他还收藏了几个红卫兵袖章。我问他从哪儿搞到的这些文革遗物。他说，当时日本人先是在电视上看到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但很快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现在走红的歌星的唱片俏得多。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著」的风潮。我翻开北田先生的日文版《毛主席语录》，出版日期是１９６７年，出版地点是河北。扉页上印着毛泽东的像，还有林彪的卷头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语录的许多地方有北田先生的点点圈圈。我的导师，大阪教育大学的田边教授曾经告诉我，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北田先生的毛泽东像章，是托参加中日青年交流会的同学特地从中国带回的。我问北田先生：“既然毛主席像章在日本供不应求，为什么不直生产呢？不也是一笔好买卖吗？”北田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否也曾象刘心武小说里的那个弟弟彭晓雷一样，心甘情愿地将毛泽东像章别进自己的皮肉里呢？我当然不敢问。

　　他还有十几本学“毛著”的心得笔记，纸张都有些泛黄了。征得北田先生的同意，我翻开了它们，里面竟有用日本俳句、短歌以及模仿日本革命浪漫主义诗人谷川雁用现代自由诗体写成的对毛泽东的赞歌。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原文中的“中国”，变成了“日本”。

　　“关于世界大战的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十几本装订工整的笔记本里，这样熟悉的语句比比皆是。北田先生告诉我，他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当时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著的精神，他曾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购买毛选原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动员他的父母把很少的土地分给农民，他甚至认为应该把小农变为无产阶级，以便让他们彻底革命。他试图组织农会、发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家里人和当地农民把他视为“白痴”、“疯子”，他也就在此时宣告和“万恶的家庭”“彻底决裂”。

　　第二件事就是学。离开大阪，去了千叶县，这里因斗争而出名。反对者认为，该机场是“为美帝侵略亚洲服务”的。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的全日本的革命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被毛泽东思想所鼓动的北田和他的战友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读毛泽东的“老三篇”，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新岛淳良在东京大学自主讲座介绍“中国的大学与红卫兵”之后，冠以“红卫兵”衔头的日本青年学生的革命组织，便如雨后春笋，不仅有北田他们这样自发的小团体，还有高中学生的解放组织等等。这些日本的“红卫兵”，也相信马克思“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的“山谷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打碎建筑物的高墙。甚至有一些“红卫兵”勇敢地冲击了美国大使馆，乘大使馆警戒不严之际，爬上大使馆的房顶，扬起怀中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达十分钟之久。弹弓、粪便都成了打击美国大使馆的武器，连撒尿都要冲着美国大使馆的方向。这些热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轻人，还给毛泽东写信，宣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他们中的有些人发誓要解放全人类，为此，他们打算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以支援世界革命。

后来，真的有一些极左赤军劫持飞机去了北朝鲜。赤军战士奥平刚士、安田安之等，为了支援巴勒斯坦，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北田先生说，至今，当年红卫兵中的重信房子等仍在中东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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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文革与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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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昨天的红色理想（上）

——日本赤军领袖重信房子的判决

原作：冰冷雨天

　　六年前，她在日本电视屏幕上现身时，整个日本屏住了呼吸。50多岁了，她依然美丽，优雅从容，她转过身来，向众多媒体追逐的镜头高举双手致意。她的手腕上带着一副手铐。她在笑，骄傲的笑，女王式的笑。她叫重信房子，日本赤军原最高领袖。这位相信可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在人间建立一个完美秩序世界的人，在潜伏多年后在大阪高槻市被捕。
　　2006年2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下达了一项判决：判处日本赤军原最高领袖重信房子20年有期徒刑。这个判决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JRA（日本赤军）曾经是和IRA（爱尔兰共和军）齐名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活动的这类组织还有意大利的红色旅等。

　　从上世纪70年代过来的人，大都知道“SHIGENOBU”这个传奇般的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一群恐怖主义者。

　　与今天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相比，他们大都没有宗教色彩，有的只是纯真的政治信仰；成员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是一群本该成为社会精英的人。　　

被父亲教育出来的领袖人物

　　重信房子1945年9月3 日出生在东京都，父亲重信末夫是日本战前有名的右翼暗杀团体“血盟团”的成员，参加过暗杀犬养毅首相的“5.15事件”。重信房子从小就长得讨人喜欢，“血盟团”的头目井上日昭非常喜欢她，常常抱着她玩。2000年6月6日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奥姆真理教“谍报省”的头目井上嘉浩就是这个井上日昭的孙子。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重信末夫开了一家小烟酒铺谋生。重信末夫基本上是一位政治煽动家，不太会做买卖，所以重信房子小时候是很贫困的。她家离朝鲜人住宅区很近，从小就耳闻目睹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而重信末夫则不歧视朝鲜人，因此一次在被街头小痞子敲诈的时候，是朝鲜人挺身而出，仗义持言。从此，小小年纪的重信房子就成了大亚细亚主义者了。

　　重信房子很尊敬她的父亲，而她的父亲也从小就培养她做一个革命家。重信房子曾在自传体《我的爱，我的革命》中说父亲是她革命的精神支柱。由于家境不宽裕，高中毕业以后，重信房子进入一家食品公司工作。但她同时考入有名的明治大学文学系二部，白天工作，晚上学习。

　　重信房子20岁时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一开始只是采用和平手段的抗议。但是他父亲对她说：“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并且教育她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圈子，成为国际主义者”，从此重信房子才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坚信“武装斗争是最大的宣传”，并且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日本，去往当时反美斗争的最前线中东。罗德机场袭击事件以后，重信末夫还写过一首诗送给女儿，内有“大义不孝，大义灭亲，尽天命”等字。

　　重信房子是个天才的领导者，参加学生运动后，很快就成为了学生领袖。甚至，她在2000年被捕入狱后，还在被关押的警视厅女犯关押所里组织了“犯人联合会”和警察对着干。

重信房子和“赤军派”的思想受日本历史上“亚细亚主义”思潮影响很深。他们认为应该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一个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最后与美帝国主义进行“环太平洋革命战争”。这种思想的狂热信奉者，在一个最适合其孵化的年代终于制造了惊人的影响力。　　

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动的年代。欧洲国家在亚非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国际共运的发展，原来大多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使得一代人的思想变得左倾激进。而美国在一个落后小国越南进行的那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使得“反美反帝”成为全世界青年人的口号。中国的红卫兵们则为全世界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行动准则：“造反有理”。重信房子在2002年2月出版的《决定将你生在苹果树下》中这样概括当年的日本青年：“他们有共同的回忆与怀念，共同的愤慨与激情，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王子野战医院为美帝服务，突入防卫厅，反对学费上涨。”

　　日本赤军就是这种从“反美反帝”的学生运动走向恐怖主义的典型。1970年在日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中站在最前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最激进的武斗派中一部分人从1969年起就主张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这就是“赤军”。但是他们在大菩萨山口设立用来训练袭击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警察破获，武装部队被一网打尽。残余人员纷纷逃往海外，建立“国际根据地”。逃往海外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田宫高麿为首的一批劫持了日航的“淀”号飞机投奔朝鲜，另一部分则是重信房子等前往中东，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简称“人阵”），组成“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又称“阿拉伯赤军”，后改名“日本赤军”。

　　继续留在日本活动的一部分赤军派则于1971年和一个叫做“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常任委员会革命左派”的一个毛主义小组织合并，成立了“联合赤军”。所以在谈到赤军时经常要注意，总共有三个“赤军”：“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1972年2月29日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进行“肃反整风”时被警察包围。没有参加浅间山庄肃反的漏网者后来也有不少出国参加了“日本赤军”。

　　1972年5月30日，奥平刚士，冈本公三，安田安之等人用捷克制Vz-58冲锋枪和手榴弹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现称本·古里安空港）向普通旅客发动突然攻击，死伤100人，其中24人死亡。

　　直到今天，日本京都大学西部讲堂的屋顶上还有当时为纪念那次恐怖袭击而画上去的日本赤军标志：猎户座的三颗星。因为参加袭击的奥平刚士，安田安之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冈本公三是鹿儿岛大学的）。当年日本众多大学中，京都大学始终是反对日本政府，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旗帜。而保留那个特殊的纪念符号，则是京大后辈们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学长们的敬意，那个西部讲堂后来被称为日本赤军的“靖国神社”。

　　特拉维夫袭击事件的领导者奥平就是重信房子的丈夫。奥平和安田当场自杀，冈本被捕。当时日本人参加巴勒斯坦斗争是非常秘密的活动，为了不让以色列人拿到自己的指纹，奥平和安田都用手捏住了手榴弹而把手指炸得粉碎。冈本自杀未遂，被以色列人抓住时高呼：“We are Red Star Army!  We are Japan Red Army!”，从此，人们把他们称作JRA。冈本的高呼，被认为是“迟到了的日本赤军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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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昨天的红色理想（下）

“五月”与“OKUDAIRA”


　　这几位日本赤军成员，在西方世界，是恐怖分子，在阿拉伯世界，则是英雄，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中，据说有相当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为了纪念那位为阿拉伯人牺牲了的日本人奥平。

　　阿拉伯人也没有忘记被捕的冈本公三。巴以谈判，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人释放的名单，第一名始终是“冈本公三”。直到1985年，冈本公三才根据《日内瓦公约》作为交换战俘而被以色列释放。但是冈本公三同时还是日本警察当局和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人，所以在1997年黎巴嫩当局逮捕冈本公三等五名日本赤军成员时，仅有人口四百万的小国黎巴嫩，居然有250名律师自愿免费为他们辩护。所以黎巴嫩政府只好将其余四名赤军成员驱逐出境，而同意冈本公三的政治避难。现在是一群阿拉伯和日本的青年志愿者在贝鲁特照顾着他的生活。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次对特拉维夫机场的袭击，使得阿拉伯世界对日本人的感觉变得很好。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日本虽然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但因日本国民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和友好而被撤下“敌对国名单”，据说赤军的这次行动有很大功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他们所憎恶的“日本资本主义”延命，这倒是那些勇士们始料未及的。

　　同样以给初生婴儿取名方式纪念这次恐怖袭击的，还有重信房子。重信房子在丈夫奥平刚士死后，继续投身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并与一位阿拉伯人结婚，诞有二女，为纪念献身阿拉伯解放事业的奥平，她为其中一个女儿起名“ShigeinobuMay”（重信五月），——袭击事件发生在五月。

　　重信房子被捕后，重信五月也开始在公共场合频频露面，容貌、气质酷肖其母的重信五月是同志社大学的博士。不过，重信五月的名片上的汉字为重信命（“May”在日语中也可写作“命”），重信五月解释“命”这个字的意思时说道：“和平的含意是共生和尊重生命，而不是简单地指没有战争。我为28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

　　有趣的是，当年日本赤军在特拉维夫的袭击事件，居然为20年后成功拯救日本人质埋下伏笔。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萨达姆·侯赛因使用“人间盾牌”战术，将西方国家侨民拘禁于重要战略据点周围以对抗多国联军可能的轰炸。当时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口碑的西德前总理勃兰特，访问伊拉克后带走了西德人质，日本政府也想照此办理，但苦于和萨达姆·侯赛因接不上头，后来还是辗转通过重信房子从中斡旋，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伊拉克才带回被拘留的日本人质。

红色时代的终结

　　从1980年后期到2000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赤军成员纷纷被捕，组织处于毁灭状态。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崩溃使得阿拉伯人没有了后盾。在有关中东问题的交涉中，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指名要求阿拉伯国家“不要保护日本赤军”。因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重信房子只好潜回日本直到2000年11月被捕，2001年4月，重信房子在狱中宣布解散赤军。

　　重信房子被捕时持有的是两本别人名义的护照，根据护照中的全部出入境纪录，从1997年12月到被捕为止的三年中，有8次出国，其中7次是前往北京和上海等地，在中国的滞留时间长达二十多个月。最初的出国是97年12月，去往上海。第二年8月回国，这是其中时间最长的海外滞留。中国以外，只有98年12月去往越南胡志明市一次，那次也是经由中国回国，但没有发现有从中国再转其他国家。日本警察一直怀疑日本赤军在中国有活动据点。

　　重信房子的被捕，据说就是从香港经北京市在北京被CIA人员认出，CIA通知日本警察当局。日本警察确定了重信房子的住处和支援掩护的人物名单，于是在11月将其一网打尽。

　　这次日本法庭对重信房子的审判主要是使用伪造护照和在“海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重信房子违反《护照法》勿须置疑，但对海牙事件有关的审判就不那么容易。最后法庭判决：“虽然共谋的详细内容，时期和场所无法断定，但是可以认定被告通过阿拉伯国家的协作组织和实施者进行了共谋”。

　　这是一个宣告了一个时代结束的判决，一个宣告了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来实行恐怖以实现理想的方法失败的判决。

　　其实，重信房子在30多年前就意识到了她们的失败，那是在电视上看到浅间山庄事件的时候。1972年在日本发生的浅间山庄事件，是一出革命者内部残酷斗争的日本浓缩版，14名联合赤军（含一位怀孕八个月的女赤军）被自己的同志残酷地凌虐而死。一开始重信房子们还在为日本国内终于开始了“武装斗争”而欢欣鼓舞，而几小时以后越洋电话里的哭泣则把她们带入了绝望的深渊：“那不是斗争，那是肃反整风，不止一个，死了十几个人，惠美子也死了”。自己人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当时的重信和奥平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和他们中国同志一样，赤军的成员大部分是死在战友们的猜疑之手。日本这种革命组织内部的残杀，甚至在今天依然有发生。

　　浅间山庄事件对日本赤军的打击不亚于尼克松访华消息的打击。当时，阻止成田机场建设的居民与日本左翼青年联合起来与日本警察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长期对峙，近两万五千反对者在机场附近挖掘地下壕道，修建简易碉堡。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世界革命的领袖毛主席将与西方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当年的参加者今天回忆时，仍然无法忘记收音机中传来这一消息时的巨大震惊。而这一消息传来时，正是浅间山庄抵抗最激烈之时，日本警方充分利用这一消息，把一位叫吉野雅邦的赤军成员的母亲找来现场喊话：“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绝望的儿子遂向母亲开炮。

　　以浅间山庄事件分野，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自此进入低潮，当年最激进热烈的日本左翼青年不少在1972年一1975年间相继自杀。

　　对赤军以及全球左翼革命风潮最彻底的打击，也许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些人为了梦想而放弃世俗生活的理想主义小集团，他们的支持者是普通日本人，当中国社会——他们奋斗的目标大白于日本社会，下层日本国民放弃了对赤军的支持，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外部的精神激励源泉。

　　36年以后，在狱中的重信房子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思考了，她终于知道了她们选择了的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在宣布解散赤军的同时，她还向所有受过他们伤害的人谢罪。她说：“谢罪并不是后悔，而是期待在要求一个更好的日本的时候能够吸收他们的教训。”

　　迪拜事件：1973年7月20日，丸冈修等人劫持从巴黎经阿姆斯特丹往羽田空港的日本航空的波音-747飞机，后经由阿联酋的迪拜飞往利比亚。在释放乘务人员和乘客以后，炸毁了飞机。

　　新加坡事件：1974年1月31日，和光晴生和山田义昭及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炸毁了新加坡的壳牌公司炼油厂。

　　海牙事件：1974年9月13号，西川纯，奥平纯三（奥平刚士的弟弟），和光晴生等三人，为了被捕同志的获释而袭击了荷兰海牙的法国大使馆，法国政府只好释放在押的日本赤军成员。

　　吉隆坡事件：1975年8月4日，为了被捕同志的获释而占领了位于马来西亚首都科伦坡的美国和瑞典大使馆，美国总领事被绑为人质。日本政府被迫释放在押犯人。

　　值得说明的是，在当时赤军所提出名单上的在联合赤军中排名第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当时已经被判处死刑，但他拒绝了释放，选择了服刑以偿还所犯罪行。1993年被最高法院判决死刑，1995年执行。

　　达卡劫持日航飞机事件：1977年9月，在印度洋上空，日本航空的DC-9飞机被日本赤军所劫持降落于孟加拉国的达卡机场，日本政府答应了犯人的要求，释放了六名赤军成员，支付了600万美元的赎金。被释放的犯人在达卡机场和日本赤军成员会师，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机场加油以后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尼尔机场释放了人质。就是从这次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才组织了特殊警察部队（SAT）。

　　三井物产马尼拉支店长绑架事件：1986年11月15日，三井物产马尼拉支店长被菲共的新人民军绑架，在付出1000万美元的赎金以后，人质于第二年3月3日被释放。1991年犯人被抓获而供出绑架事件得到了日本赤军的协助。

　　那波里事件：1988年4月，日本赤军用汽车炸弹攻击了意大利那波里的一个夜总会，炸死美军士兵和一般民众5人。

Mango

谢谢楼主分享。
其中，只有“安田講堂事件”略知一二。